崇明企业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策略?
站在崇明经济开发区的招商中心窗前,望着远处的长江入海口,21年的招商生涯让我见证了无数企业从落户到成长,也亲历了长三角一体化从战略构想到全面铺开的过程。崇明,这座被长江环抱的“生态岛”,既是上海的后花园,更是长三角生态绿色发展的“试验田”。当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,崇明企业如何跳出“岛思维”,在更广阔的区域内找到自己的生态位?这个问题不仅是崇明产业升级的关键,更是长三角生态协同发展的缩影。记得2018年对接某生物医药企业时,负责人曾直言:“崇明的生态环境是优势,但产业链配套不足,若能和张江的科学研发、苏州的生产制造联动,才能释放最大价值。”这句话让我深刻意识到,协同发展不是选择题,而是生存题。本文将从生态产业、创新资源、基础设施、市场空间、人才流动、品牌共建六个维度,结合多年招商实践,为崇明企业的长三角协同发展提供策略思考。
生态产业共育链
崇明的核心竞争力在于“生态”,但生态优势不能只停留在“卖空气、卖风景”的层面,而要转化为生态产业的链主地位。长三角区域内,上海的张江药谷、苏州的纳米城、杭州的互联网生态圈各有优势,崇明可扮演“生态+”的链接者。例如,我们曾对接一家专注于生态修复的企业,其核心技术源于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,但中试基地选在了崇明。原因很简单:崇明的湿地生态系统是天然的“试验田”,而长三角的科研资源则提供了技术支撑。这种“研发在苏南、中试在崇明、市场在长三角”的模式,让企业既享受了崇明的生态红利,又融入了区域产业链。事实上,根据《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》,到2025年长三角将形成若干世界级产业集群,崇明完全可以聚焦生态农业、生物医药、环保科技三大领域,与周边城市共建“生态产业联盟”。比如,崇明的有机农产品可对接盒马鲜生的长三角供应链,崇明的生物医药中试基地可承接张江的临床前研究,崇明的环保技术可参与太湖、淀山湖的生态治理项目。这种产业链分工不是简单的“转移”,而是基于生态禀赋的“互补”,最终形成“各美其美、美美与共”的产业生态。
培育生态产业链,需要打破“行政区划”的思维定式。2021年,我们推动崇明某生态农业企业与江苏太仓的食品加工企业建立合作,起初双方对“标准互认”争议很大——崇明的有机认证与江苏的绿色食品标准存在差异。为此,我们联合长三角绿色食品联盟组织了三次标准对接会,最终形成了“长三角生态农产品互认清单”。这个过程中,我最大的感悟是:协同发展的难点不在技术,而在“信任”。行政边界的存在让企业习惯于“各扫门前雪”,但产业链的协同本质是“利益共享”。为此,我们探索建立了“生态产业利益分成机制”,比如崇明企业提供有机原料,太仓企业进行精深加工,利润按“原料贡献+技术投入”的比例分配。这种机制让双方从“竞争者”变成了“合伙人”,如今该合作项目的年销售额已突破2亿元,带动了崇明、太仓两地300多户农户增收。可以说,生态产业的协同,既要“靠标准说话”,更要“靠机制破冰”。
除了企业间的自发协同,政府层面的“制度供给”同样关键。崇明可借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的“制度创新经验”,在生态补偿、能耗指标、绿色金融等方面先行先试。例如,针对高耗能产业转移的担忧,崇明可与周边城市共建“能耗指标交易平台”——崇明企业通过节能改造节省的能耗指标,可出售给上海、苏州等地的工业企业,既保障了崇明的生态底线,又为企业创造了额外收益。去年,我们推动崇明某节能企业与上海某钢铁厂达成交易,后者通过购买崇明的“绿证”完成了碳排放指标置换,前者则获得了2000万元的收益。这种“生态价值转化”模式,让企业真切感受到“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”。当然,生态产业的共育链不是一蹴而就的,需要政府当好“服务员”和“牵线人”,既要尊重市场规律,也要敢于突破制度障碍,让生态优势真正成为崇明融入长三角的“金名片”。
创新资源聚变力
创新是长三角协同发展的“发动机”,而崇明企业的创新短板在于“资源分散”和“转化不足”。要破解这一难题,必须跳出“单打独斗”的思维,主动融入长三角的创新共同体。以我们招商引进的某AI农业企业为例,其创始团队来自上海交大,但核心算法研发与杭州的海康威视合作,数据标注则与南京的农业科学院共建实验室。这种“研发在上海、算法在杭州、数据在南京、应用在崇明”的协同创新模式,让企业在短短三年内就突破了“病虫害识别准确率不足80%”的技术瓶颈,准确率提升至95%以上,产品覆盖了长三角200多万亩农田。这个案例印证了一个道理:创新资源的“聚变”,不在于“拥有多少”,而在于“链接多少”。崇明企业应主动对接长三角的“大院大所”,比如张江实验室、紫金山实验室、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,通过“飞地研发”“联合攻关”等形式,把崇明作为创新成果的“应用场景”,让实验室里的“论文”变成田间地头的“实践”。
搭建区域协同的创新平台,是资源聚变的关键载体。2022年,我们联合上海科技创业基金会、苏州工业园区共建了“长三角生态科技转化中心”,中心设在崇明,但在上海、苏州设有“离岸孵化器”。具体运作模式是:上海、苏州的初创团队可将项目放在“离岸孵化器”进行概念验证,成熟后再转移到崇明进行中试和产业化,崇明则提供“场地+资金+政策”的一站式服务。截至目前,中心已孵化项目38个,其中12个项目实现了与长三角企业的技术合作。比如,苏州某团队研发的“生态养殖物联网设备”,在崇明的中试基地完成了水温、溶氧量等参数的本地化调试,如今已推广至长三角500多家养殖场。这种“孵化在都市、转化在崇明”的模式,既解决了初创企业“场地贵、成本高”的问题,又为崇明带来了优质的项目资源。说实话,刚开始不少企业对“离岸孵化”不理解,担心“两头跑”麻烦,我们就带着他们实地考察,用“数据说话”——中心的平均项目孵化周期比上海缩短了30%,产业化成功率提高了25%。事实证明,创新平台的协同,既要“搭好台”,更要“唱好戏”,让企业真正感受到“1+1>2”的效益。
创新资源的聚变,离不开人才流动的畅通。长三角区域内,上海的人才密度、杭州的互联网人才、苏州的制造业人才各有优势,崇明可成为“人才生态的缓冲带”。我们曾做过一项调研,崇明企业反映最普遍的问题是“高端引不来、留不住”,而长三角其他城市的企业则面临“人才溢出、成本高”的困境。为此,我们推动建立了“长三角生态人才联盟”,实现了人才评价标准、社保缴纳、子女教育等12项政策的“跨区域互认”。比如,上海的高端人才到崇明企业工作,可保留上海户籍,子女可选择在上海或崇明入学,社保仍按上海标准缴纳。去年,我们通过联盟引进了3名上海交大的博士,他们带着“智慧农业”项目落户崇明,既享受了崇明的创业扶持,又保持了与上海科研团队的紧密合作。这种“柔性引才”模式,让人才“不为所有、但为所用”,成为崇明创新发展的“活水”。当然,人才协同不是简单的“政策拼凑”,更要营造“近悦远来”的生态——崇明要打造“工作在上海、生活在崇明”的双城生活模式,让人才既能享受都市的繁华,又能体验生态的宜居,这才是留住人才的“硬道理”。
基建互联破壁垒
基础设施是区域协同的“血管”,崇明作为“岛区”,长期受制于交通瓶颈,与长三角的物理连接不足,直接影响了产业要素的流动效率。近年来,随着崇启大桥、沪苏通大桥的通车,以及北沿江高铁的规划,崇明的“交通孤岛”状态正在改变,但要实现“与长三角1小时通勤圈”,仍需在“互联互通”上下更大功夫。以我们对接的某冷链物流企业为例,其业务覆盖长三角生鲜配送,但初期因崇明到苏州的公路运输需绕行上海,时效比直接路线多2小时,企业一度想撤资。为此,我们联合交通部门推动“崇太直通专线”的开通,通过协调江苏太仓的交警部门,实现了货车“跨省不停车查验”,将运输时间缩短至1.5小时。如今,该企业的配送范围从上海扩展至苏锡常,年营收增长了40%。这个案例说明,基础设施的协同,不仅要“建好路”,更要“管好路”,通过制度创新打破“行政区划”的物理壁垒,让交通网络真正成为“流动的走廊”。
除了交通设施,数字基建的协同是当前的重点和难点。崇明在5G基站、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建设进度与上海、杭州等城市存在差距,但“弯道超车”的机会在于“区域共享”。我们正在推动“长三角工业互联网崇明节点”建设,该节点将接入上海的“星环科技”工业互联网平台、苏州的“树根互联”平台,实现数据的“跨区域调用”。比如,崇明某装备制造企业可通过该平台,实时获取上海的研发设计数据、苏州的生产制造数据,优化自身的供应链管理。这种“数据不搬家、服务跨区域”的模式,既节省了崇明的数字基建投入,又让企业享受到了长三角的数字红利。值得一提的是,在推进过程中,我们遇到了“数据安全”和“标准统一”的挑战——不同企业的数据格式、安全协议存在差异。为此,我们联合长三角数据局制定了《工业互联网数据共享安全规范》,明确了数据的“可用不可见”原则,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数据确权和溯源。目前,已有12家企业接入该节点,数据调用效率提升了60%。可以说,数字基建的协同,既要“技术赋能”,更要“制度护航”,让数据要素在区域内安全、高效流动。
能源和环保基建的协同,是崇明发挥生态优势的重要抓手。长三角区域内,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存在“同质化竞争”,比如光伏、风电的产能布局分散,而崇明在“氢能”“储能”等领域有独特的应用场景。我们正在与江苏南通、浙江嘉兴共建“长三角新能源协同创新区”,重点推进“风光储氢一体化”项目。例如,崇明的风电、光伏发电可通过特高压线路输送至上海、苏州,而南通的燃料电池技术、嘉兴的储能技术则可在崇明进行示范应用。去年,我们推动崇明某新能源企业与南通某燃料电池企业合作,在崇明建成了“氢能重卡示范运营线”,车辆加氢的氢气来自南通的生产,运输路线则利用崇明的生态公路,实现了“生产在苏中、应用在崇明”的协同。这种能源基建的协同,不仅提高了长三角的能源利用效率,也让崇明成为新能源技术的“试验田”。当然,能源协同涉及多个省份的利益协调,需要建立“跨省能源合作机制”,比如通过“绿电交易”实现利益分配,通过“联合调度”保障能源安全,让区域内的能源基建从“各自为战”走向“协同共治”。
市场一体拓空间
市场是企业的“生命线”,长三角拥有全国最大的统一市场,但地方保护、“隐性壁垒”等问题仍存在,限制了崇明企业的市场拓展。要打破这一局面,必须推动“市场规则”的协同,让企业“进一个门、办一件事、跑一次路”。以我们招商的某生态旅游企业为例,其旗下有5家民宿,分布在崇明、苏州、杭州三地,但以往游客的预约、支付、评价系统不互通,导致客源分散、运营效率低下。为此,我们联合长三角文旅集团开发了“长三角生态旅游一卡通”平台,实现了三地民宿的“统一预订、统一结算、统一评价”。游客通过一张卡即可预约三地的民宿,企业则能共享客户资源。该平台上线一年后,企业的客流量增长了35%,运营成本降低了20%。这个案例说明,市场协同的关键在于“规则统一”,只有打破“数据孤岛”“信息壁垒”,才能释放长三角市场的“规模效应”。崇明企业应主动对接长三角的“统一大市场”,在产品标准、服务规范、信用体系等方面与周边城市看齐,让“崇明制造”“崇明服务”在长三角范围内畅通无阻。
除了规则协同,品牌共建是拓展市场的重要手段。崇明的“世界级生态岛”品牌在长三角有一定知名度,但如何与周边城市的“江南文化”“都市旅游”品牌联动,形成“1+1>2”的效应?我们正在策划“长三角生态文旅IP联盟”,整合崇明的“东滩湿地”、苏州的“园林”、杭州的“西湖”等资源,打造“生态+文化”的精品旅游线路。例如,“湿地探秘+园林雅韵+西湖泛舟”的三日游线路,游客可体验从崇明的自然生态到苏州的人文景观,再到杭州的江南风情,全程由联盟内的企业提供“一站式服务”。这种品牌共建的模式,不仅提升了崇明的旅游吸引力,也让企业共享了长三角的客源市场。去年,我们推动崇明某旅行社与苏州、杭州的旅行社成立“联合体”,共同开发10条跨省旅游线路,实现营收1.2亿元,同比增长50%。说实话,刚开始旅行社对“利润分成”有顾虑,担心自己“吃亏”,我们就设计了“按贡献分配”的机制——崇明企业提供生态资源,苏州企业提供文化产品,杭州企业提供交通服务,利润按“资源投入+服务价值”的比例分配。这种机制让各方都看到了“共赢”的可能,品牌共建也从“政府推动”变成了“企业自觉”。
市场协同还需要要素流动的自由化。长三角区域内,土地、资本、技术等要素的流动仍存在障碍,比如崇明的土地指标与上海、苏州不互通,企业的跨省投资审批流程繁琐。为此,我们推动建立了“长三角要素交易平台”,实现了土地指标、排污权、碳排放权的“跨区域交易”。例如,崇明企业通过节能改造节省的碳排放指标,可在平台上出售给上海、苏州的企业,既盘活了企业的“沉睡资产”,又为周边城市提供了减排指标。去年,崇明某纺织企业通过出售碳排放指标获得了500万元收益,这些资金又投入到绿色生产线的改造中,形成了“良性循环”。除了交易平台,我们还简化了企业的跨省审批流程,比如推行“一网通办”,企业只需在“长三角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”提交一次材料,即可完成崇明、上海、苏州三地的项目审批。某新能源企业曾告诉我们,以前办理跨省审批需要跑3次、耗时15天,现在通过“一网通办”只需3天,效率提升了80%。可以说,市场协同的本质是“要素协同”,只有让土地、资本、技术等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,才能让崇明企业真正融入长三角的“大市场”。
人才流动聚活水
人才是企业发展的“第一资源”,但崇明在人才吸引力上与上海、杭州等城市存在明显差距,如何通过区域协同破解“人才短板”?答案是“不求所有、但为所用”,通过柔性引才、共享人才的方式,让人才“为我所用”。我们曾对接一家专注于生态农业的科技企业,其核心技术团队在上海,但生产基地在崇明。为了解决“两地办公”的问题,我们推动企业与上海交大共建“产学研用基地”,允许上海的科研团队在上海办公,定期到崇明指导生产,崇明则提供实验室、试验田等硬件支持。这种“上海研发、崇明转化”的模式,既满足了企业对高端人才的需求,又让科研人员避免了“背井离乡”的困扰。如今,该企业的技术团队已从5人扩展到20人,其中8人来自上海的高校和科研院所,他们通过“周末工程师”的形式参与企业研发,既拿到了崇明的创业补贴,又保留了上海的工作岗位。这个案例说明,人才协同不是“抢人才”,而是“聚人才”,通过灵活的用人机制,让人才在区域内“自由流动、各尽其能”。
要实现人才流动的畅通,政策协同是关键。长三角区域内,各地的人才政策“各有一套”,比如上海的“人才落户”、杭州的“租房补贴”、苏州的“创业扶持”,政策标准不统一,增加了企业的用人成本。为此,我们推动建立了“长三角生态人才政策库”,整合了41个城市的人才政策,实现了“政策查询、在线申报、资格互认”的一站式服务。例如,杭州的某农业博士想到崇明企业工作,可通过政策库查询到“崇明的人才公寓补贴”“上海的科研经费支持”等政策,在线提交申请后,系统自动完成资格互认,3个工作日内即可完成补贴发放。去年,通过政策库,我们为28名跨区域人才落实了各类补贴共计800万元。除了政策库,我们还实现了“社保公积金的跨区域转移接续”,人才在长三角内流动时,社保关系可无缝衔接,公积金可异地提取。某企业负责人曾感慨:“以前员工从上海到崇明工作,社保转移要跑断腿,现在手机上就能办,员工没有后顾之忧,企业也更容易招到人。”可以说,政策协同的“小切口”,解决了人才流动的“大问题”,让长三角真正成为“人才自由流动的试验田”。
除了政策,服务环境的协同是留住人才的“软实力”。崇明的生态环境是优势,但在教育、医疗、文化等公共服务上与上海、杭州等城市仍有差距。如何让人才“引得进、留得住、用得好”?答案是“共建共享”,通过区域协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。我们正在推动“长三角教育医疗资源共享”,比如崇明的学生可通过“跨区域选课”机制,选修上海交大附中的在线课程;崇明的居民可通过“远程医疗”平台,预约上海瑞金医院的专家门诊。去年,我们推动崇明某企业与上海华山医院共建“康复医疗合作中心”,上海的专家定期到崇明坐诊,崇明的患者无需奔波上海即可享受优质医疗资源。这种“服务共享”的模式,不仅提升了人才的生活品质,也让崇明成为“宜居宜业的人才高地”。当然,服务环境的协同不是“一蹴而就”的,需要政府持续投入,比如加大教育、医疗的硬件建设,引进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,同时也要发挥市场的力量,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服务供给,形成“政府主导、市场参与、社会共享”的服务体系。只有让人才在崇明“生活有品质、发展有空间”,才能真正实现“聚天下英才而用之”。
品牌共建强影响
品牌是企业的“无形资产”,也是区域协同的“粘合剂”。崇明的“生态岛”品牌在长三角有一定知名度,但要形成“世界级影响力”,需要与周边城市的品牌矩阵联动。我们正在策划“长三角生态品牌联盟”,整合崇明的“生态岛”、苏州的“江南文化”、杭州的“数字经济”、宁波的“港口经济”等品牌资源,共同打造“长三角生态品牌IP”。例如,“崇明生态+苏州园林+杭州茶文化”的组合,推出“江南生态生活节”,通过短视频、直播等形式向全球推广。去年,我们联合苏州、杭州的企业在抖音发起#长三角生态之旅#话题,播放量突破5亿次,带动崇明生态产品的销售额增长了25%。这种品牌共建的模式,不仅提升了崇明的品牌曝光度,也让企业共享了长三角的“品牌红利”。崇明企业应主动融入长三角的品牌矩阵,在“生态”这个共同主题下,找到自己的差异化定位,比如“生态农业的标杆”“生态旅游的目的地”“生态科技的策源地”,让“崇明品牌”成为长三角品牌矩阵中“不可替代的一环”。
品牌共建需要标准统一的支撑。长三角区域内,各地对“生态产品”的标准不统一,比如“有机农产品”“绿色食品”的认证标准存在差异,影响了品牌的公信力。为此,我们联合长三角绿色食品联盟制定了《长三角生态产品认证通则》,明确了“生态种植”“生态加工”“生态包装”等12项标准,实现了“一处认证、处处认可”。例如,崇明的“崇明米”通过该认证后,可在上海、苏州、杭州的超市享受“生态产品专柜”的待遇,价格比普通大米高出30%。去年,通过标准统一,崇明生态产品的销售额突破了10亿元,带动了1.2万户农户增收。除了产品标准,我们还推动了“品牌服务”的标准化,比如生态旅游的“导游服务规范”“民宿服务标准”,让游客在长三角范围内享受“同质同价”的服务体验。某旅游企业负责人曾表示:“以前游客投诉‘崇明的民宿不如苏州的规范’,现在通过标准统一,服务品质提升了,投诉量下降了60%。”可以说,品牌共建的“基础在标准”,只有建立统一、权威的标准体系,才能让“生态品牌”在长三角范围内“立得住、叫得响”。
品牌的传播需要数字赋能。在短视频、直播等新媒体时代,品牌的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,崇明企业应主动拥抱“数字营销”,与长三角的MCN机构、网红达人合作,扩大品牌影响力。我们正在搭建“长三角生态品牌数字传播平台”,整合上海、杭州、苏州的网红资源,为崇明企业提供“短视频制作、直播带货、舆情监测”等一站式服务。例如,我们邀请上海某美食博主直播“崇明生态宴”,通过“田间采摘→厨房烹饪→品尝分享”的全流程展示,吸引了200万网友观看,当天的生态农产品销售额突破500万元。除了网红合作,我们还利用大数据分析消费者的需求,为品牌传播提供精准定位。比如,通过分析长三角消费者的搜索数据,发现“亲子生态游”“有机食材”是热点需求,我们就针对性地推出“崇明生态亲子研学”“有机食材订阅盒”等产品,实现了“品牌传播”与“市场需求”的精准对接。当然,数字赋能不是“简单直播”,而是要建立“品牌传播的长效机制”,比如通过“内容营销”讲好“崇明生态故事”,通过“社群运营”培养品牌的“忠实粉丝”,让“崇明品牌”在数字时代“活起来、火起来”。
总结与展望
崇明企业融入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,不是“要不要走”的选择题,而是“如何走好”的必答题。从生态产业的共育链到创新资源的聚变力,从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到市场空间的共同拓展,从人才流动的聚活水到品牌共建的影响力,六个维度相互支撑、相互促进,构成了崇明企业协同发展的“四梁八柱”。21年的招商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:协同发展的核心是“打破边界”,无论是行政边界、产业边界还是市场边界,只有“拆掉篱笆墙”,才能“抱团打天下”。崇明的优势在“生态”,短板在“配套”,但通过长三角协同,生态优势可以转化为产业优势,短板可以通过区域互补来弥补。未来,崇明企业应进一步强化“长三角意识”,主动对接区域内的优质资源,在协同中找定位、在协同中强优势、在协同中谋发展。政府则要当好“服务员”和“护航员”,通过制度创新、政策协同、平台搭建,为企业融入长三角“铺路搭桥”。只有这样,崇明企业才能真正实现“跳出崇明发展崇明”,在长三角一体化的大潮中“乘风破浪、行稳致远”。
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,崇明企业的长三角协同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。“双碳”目标的提出,让生态价值愈发凸显;数字经济的崛起,为产业协同提供了新的可能;消费升级的趋势,为生态产品创造了广阔市场。崇明企业应把握这些机遇,在“生态+数字”“生态+文化”“生态+消费”等领域探索新的协同模式。比如,利用元宇宙技术打造“崇明生态岛”的虚拟体验,让游客在线上“云游”崇明;结合长三角的“江南文化IP”,开发“生态文创”产品,让生态与文化“碰撞出火花”。当然,协同发展不是“一蹴而就”的,需要政府、企业、社会的共同努力,需要“久久为功”的耐心和“改革创新”的勇气。我相信,只要坚持“生态立岛、产业强岛”的发展路径,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,崇明企业一定能在长三角的“大棋局”中下好“生态子”,成为长三角生态绿色发展的“排头兵”。
崇明经济开发区招商平台作为企业融入长三角的“桥梁”和“纽带”,始终致力于推动区域协同发展。我们搭建了“长三角企业对接服务平台”,实现了政策查询、项目匹配、资源对接的一站式服务;我们成立了“长三角产业协同联盟”,联合了100多家长三角企业,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合作;我们定期举办“长三角协同发展论坛”,邀请专家学者、企业领袖共商协同大计。未来,招商平台将进一步发挥“平台优势”,深化与长三角城市的合作,推动“政策协同”“产业协同”“服务协同”,为崇明企业融入长三角提供更精准、更高效的服务。我们坚信,在长三角一体化的浪潮中,崇明企业一定能乘势而上、大有作为,共同书写“生态协同、产业共荣”的新篇章!
崇明企业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,不仅是崇明自身发展的需要,更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必然选择。通过生态产业共育链、创新资源聚变力、基建互联破壁垒、市场一体拓空间、人才流动聚活水、品牌共建强影响等策略,崇明企业将在长三角一体化中找到自己的生态位,实现“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”的跨越。未来,随着协同机制的不断完善和要素流动的不断畅通,崇明必将成为长三角生态绿色发展的“璀璨明珠”,为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建设贡献“崇明力量”。